1 引言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提升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物流业与会展业均起着联系生产与分配、流通与消费的重要作用，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又顺应现实经济发展需要。“会展物流”正是现代会展业与物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深度融合行业[1]。物流服务商专业度、会展物流环节完成度是决定会展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优质会展物流服务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能提高国际经贸合作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之，会展业的发展可通过会展物流与物流会展项目促进城市物流业的结构优化与提质增效。

2 文献综述

会展业与物流业作为现代新兴生产性服务产业，其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梳理有关文献研究发现，关于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展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关系的界定、会展业耦合度评估研究与物流业耦合测度研究三方面。

2.1 会展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会展业与物流业存在深度融合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即随着会展业的蓬勃发展，衍生出了新的商业链条——会展物流业。会展相关物资产品的空间流动与管理将物流运作体系、参展企业及会展组织者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学者主要聚焦于两点展开研究：一是从定性分析方法出发，描述会展物流内涵、特征、现状、困境及提出对策等[2][3][4]；二是从定量分析方法入手，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会展物流的经济效应，如认为会展物流的运转既关系到会展活动的成功举办，又有利于提高国际经贸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5]。

2.2 会展业耦合评估的相关研究综述

会展业作为现代市场体系中最活跃的平台经济，呈现出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将耦合理论与会展研究结合，丰富了会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属于会展研究前沿方向。现有学者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对会展业耦合评估的研究：其一，多数学者以某一城市或地区为研究样本，以会展业发展特性为研究视角，分析会展业与区域产业集聚或城市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6][7][8]；其二，部分学者分析会展业与某一产业的耦合发展情况，如剖析会展业与旅游业、会展业与农业、会展业与交通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状况[9][10][11][12]；其三，少数学者聚焦会展业本身，评估会展产业发展与会展教育的时空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13]。

2.3 物流业耦合测度的相关研究综述

现代物流业贯穿于第一、二、三产业，是将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基础性产业，促进物流业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关于物流业耦合测度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出发，评估物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环境水平等的耦合度，如运用定量模型测度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关系抑或“环境-经济-物流业”耦合协调的关系等[14][15][16][17][18][19]；二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物流业与单一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如分别对物流业与农业、物流业与制造业、物流业与信息业、物流业与旅游业等两类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展开测度[1][20]。

综上，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三多三少”，即多定性描述性分析，少定量验证性评估研究；多单一地分析会展业或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耦合发展情况，少聚焦会展业与物流业两大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多耦合协调度测评研究，少深入剖析影响时空耦合度的主要因素。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完全聚焦会展业与物流业两大生产性服务业间的耦合度量化评价，试图描画出城市两者间耦合发展趋势图；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揭开影响两者耦合发展的黑匣子，基于主成分分析其影响因素，探讨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本文旨在为推动中国城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会展物流要素合理配置、制定会展物流发展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3 城市物流业与会展业耦合发展测度的研究设计

3.1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说明

通过对产业耦合协调度的界定及相关学者对会展业发展水平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测度[19][20][21]，构建起中国城市会展业和物流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会展业发展水平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共涉及产业效益水平、产业规模水平、物流规模水平、物流投入水平、物流产出水平、物流成长水平等二级指标。

为了确定衡量中国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发展的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指标赋权。在指数权重的基础上，利用加权平均法对中国会展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展开测度，其范围为0～1，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越高，表明该系统的整体发展状况越好。虽然耦合度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城市会展业和物流业之间互动的状况，但是在两者发展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耦合度较高的情况。所以，本文为了更合理地研究样本城市会展业和物流业耦合发展水平，探究两者是在高水平发展状态下的相互促进抑或在低水平发展下的相互制约，进一步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的范围位于0～1。耦合协调度越接近1，说明会展业和物流业相互促进的水平越高，两者的协调程度越高；耦合协调度越接近0，说明会展业和物流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协调水平越低。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的是会展业和物流业的协同效应；α和β为待估参数，且α+β=1。由于会展业和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样重要，所以本文设置为α和β均取0.5。

为更精确地了解中国城市会展业和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差异，对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级评价标准，即具体划分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

3.2 数据与样本说明

目前，对会展业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省级面板数据，聚焦城市层面的研究甚少。本文为研究中国城市会展业和物流业耦合协调状况，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划分东、中、西部城市的标准及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2011—2019年城市展览业综合发展指数》城市排序，选取了新冠疫情发生前展览业综合发展指数年均排名前30位的25个东、中、西部城市，开展会展业和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样本城市如下：

(1)东部城市：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青岛市、杭州市、佛山市、宁波市、长春市、石家庄市；

(2)中部城市：长沙市、武汉市、郑州市、合肥市、南昌市、南京市、太原市；

(3)西部城市：成都市、重庆市、西安市、南宁市、昆明市、贵阳市、兰州市、乌鲁木齐市。

3.3 研究假设

基于中国会展业与物流业存在深度融合可行性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呈现出“高耦合-高协调、低耦合-低协调”的同步发展趋势；

H2：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受长时序影响，总体耦合协调度越来越高，两大产业的相互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H3：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受区域影响，在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H4：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受人口规模、政府支持、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驱动，且驱动因素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4 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东、中、西部样本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在2011年、2015年与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及时空耦合协调状况。将东、中、西部样本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年度发展水平指数测算出的产业耦合协调度进行线性回归发现，呈现出耦合协调度增长的整体趋势、总体波动性较小，但尚未呈现出“高耦合-高协调、低耦合-低协调”的同步发展趋势。

其中，有21个城市各年度耦合协调度区间位于0.5以下，属于濒临失调以下；有3个城市各年度耦合协调度位于0.5～0.6，属于勉强协调；仅有上海在会展业和物流业年度耦合协调度上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从2011年开始保持着初级协调状态到2019年耦合协调度达到0.734，达到了中级协调程度，说明上海会展业和物流业发展在相互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将取得较多的经济效益。另外，相较2011年，2019年出现了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程度跨越式提升的城市分别为深圳、青岛、石家庄、南京、太原、重庆、昆明。在耦合协调度上表现相对较差的城市为兰州、南昌和合肥，在2011—2019年一直保持着中度失调或轻度失调的状态，且年度耦合协调度波动性较大，表明这三个城市的会展业和物流业耦合协调状况不够稳定。总之，由表1可知，假设H1与假设H3不成立、假设H2成立。

5 城市物流业与会展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我国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可能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特征，如选用传统计量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基于全时段、全样本与分地区样本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驱动我国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演化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效应。借鉴已有研究[21][22]，本文将高等教育水平(城市高等院校数量)、旅游业发展水平(城市旅游收入)、人口规模(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对外发展水平(城市出口规模)、政府扶持力度(城市地方财政支出)5个方面考虑为影响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科技创新水平(城市R&D投入经费)作为控制变量，构建空间面板模型。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

表2展示了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修正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88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高。人口规模、政府扶持力度与旅游发展水平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外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不显著。另外，引入空间自相关性后，人口规模的空间滞后变量显著为正，说明样本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对本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着正向溢出效应。

为探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内各个变量对样本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差异，本文分别用三大地区内各样本城市变量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分地区构建的3个空间杜宾模型修正后的拟合优度均高于0.85，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就东部地区而言，政府扶持力度、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余解释变量均不显著；空间滞后自变量中所有变量均不显著。就中部地区而言，人口规模、政府扶持力度、科技创新水平、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因素会共同促进中部地区的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规模的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这两大因素在样本城市间对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对外开放水平的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部地区，城市间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越对本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抑制作用。就西部地区而言，人口规模、政府支持力度、旅游发展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规模和科技创新水平的空间滞后变量均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样本城市的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受到其他城市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规模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总之，假设H4成立。

6 结语

本文构建了中国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评估指标体系与测量模型，分析了新冠疫情发生前2011—2019年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展开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关系显著，受长时序影响，呈现出总体上升态势，但存在年度波动性，同时尚未呈现出“高耦合-高协调、低耦合-低协调”的同步发展趋势。(2)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关系的区域间差异不显著，即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与极化现象。(3)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的时空耦合格局是人口规模、政府支持力度与旅游发展水平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内，政府扶持力度、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内，人口规模、政府扶持力度、科技创新水平、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开放水平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内，人口规模、政府支持力度、旅游发展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高等教育水平、人口规模和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首先，城市政府应高度重视会展业与物流业的产业效益、产业规模、产业投入与产业产出的耦合协调，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实现两者高耦合-高协调同步发展。其次，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路径各异。东部城市应着重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协同发展态势；中部地区城市人才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政府应着重推进“以点带面”的物流业与会展业高素质人才引入机制；西部城市存在“吸虹效应”，政府应着重加大数字经济在会展业与物流业耦合发展中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