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包装回收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消费者作为回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整个回收环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以前的研究，本文发现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包装逆向物流的优化与设计，较少从消费者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研究了我国消费者对快递包装回收的意愿及行为，旨在激发消费者的环保热情，加速实现“双碳”目标。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回收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回收行为意愿

许多研究表明在计划行为理论(TPB)的研究框架内，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是个体亲环境行为意向的正向决定因素。例如，Hu等(2018)指出，游客对废物管理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都与游客的废物回收意愿呈正相关[4]。Zhang等(2019)还发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回收活动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居民的垃圾回收意愿是垃圾回收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5]。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主观规范往往指代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时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当这种压力越大时，消费者对回收行为就越重视。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人们对自己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能力的看法，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对行为实现的掌控程度。如果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的操作流程简单容易操作，就会产生主动参与的回收意向。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回收态度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

H2：主观规范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

H3：知觉行为控制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

然而，回收意愿并不会同时受到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还发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除了对回收意愿的影响之外，还会对消费者回收态度产生影响。吴刚等(2017)从电子废弃物的规范回收和非规范回收、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的视角出发，发现主观规范影响回收态度[6]。与此同时，朱守信等(2022)的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既能对其教育行为态度产生直接影响，又能对其职业承诺产生中介效应[7]。程卫进等(2022)发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主客体价值共创行为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主客体价值共创行为的态度，间接作用于主客体价值共创行为的意愿[8]。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主观规范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态度正相关；

H5：知觉行为控制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态度正相关；

H6：回收态度在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回收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1.2 便利程度、激励措施与回收行为意愿

回收意愿和态度是回收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但政府政策、激励措施等也是重要的预测因素。一般而言，消费者往往具备快递包装回收的意愿，但是意愿和行为存在差异。在目前的研究中，激励措施被纳入考虑范围，作为弥补快递包装回收意向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之间的差异的影响因素。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需要投入一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快递包装回收，考虑到他们所投入的额外时间、金钱和精力，即使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消费者可能会对回收行为持保留态度。在此情形下，倘若实施激励措施，他们所投入的额外金钱、时间和精力将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他们更愿意将快递包装回收的意愿变成行动。此外，即使居民没有参与回收活动的计划或意愿，在日常生活中对废物进行回收并提供相关激励措施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对废物进行即兴回收[9]。也就是说，激励措施对居民的回收行为有着直接和积极的影响。因此，本文可以推测，在提供激励措施的情况下，居民的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是可以被培养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激励措施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

快递包装回收点与消费者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以及回收装置的操作难度，是衡量便利程度的重要因素。个人在实际的快递包装回收行为之前与物理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设施的可及性被模拟为阻碍个人意愿向废物回收行为发展的关键环境制约因素之一[10]。便利程度是实施一种行为的客观条件，有时即使居民热衷于快递包装回收，但由于缺乏有效和方便的回收设施，他们也不会采取行动。Dai等(2015)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通过现场捡拾垃圾的垃圾收集服务，增加了垃圾回收的便利性，可以使回收率增长12.5%[11]。在评估便利性时，个人家庭与回收箱等设施的实际距离是其中一个指标。Lange等(2014)甚至指出，相对于实际距离，感知的距离是影响回收意愿的更关键因素[12]。由于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便利程度对垃圾回收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适用于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是合理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便利程度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开发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和相关文献的阅读，为实施假设中的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的研究模型和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行为差异的研究模型，分别设置了18个题项和12个题项。

2.2 调查方法和样本构成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江苏省消费者。在正式调查之前，对人群进行了随机抽样，以确保问题的准确性和问卷的整体可行性。最终一共发放331份问卷，有效样本量为297份有效问卷。

本次问卷调查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下：结果显示男女比例为1∶1，年龄段大都处于25岁以下、26～35岁和36～45岁这三个年龄段，在此次调查的所有受访者中，55.4%拥有本科学历。从月收入分布来看，月收入比例最大的是1000～5000元，约占51.52%，其次是5001～10000元，占36.7%。

3 研究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

首先通过克隆巴赫系数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信度系数为0.914，在0.9～1的范围内，信度很好。其次进行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模型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KMO和Bartlett的检验，判断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的结果显示KMO系数为0.91>0.6,P<0.05，呈显著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3.2 因子分析

在确保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CFA模型良好适配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检验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量表各维度的收敛效度(AVE)和组合信度(CR)。如表1所示，在此次消费者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模型效度检验中，各个维度的AVE值均超过0.5,CR值均超过0.7，综合来看，各维度均显示出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3.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AMOS 21.0建立了消费者快递回收意愿的结构方程实证模型，并对研究模型进行整体拟合评价与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快递包装回收中消费者的回收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激励措施和便利程度对于消费者回收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H1、H2、H3、H7和H8成立。其中，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回收态度也具有正向作用，说明H4、H5成立。最后，回收态度对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明显(β=0.781,p<0.01;β=0.178,p<0.05)，假设H6得到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首先，消费者的回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可对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正相关，路径系数分别为0.781、0.252和0.178。与此同时，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也对回收态度起到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481和0.133。在结果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主观规范对消费者回收意愿的影响最大。回收态度的影响第二大。消费者需要端正回收态度，有利于我国绿色物流的发展。知觉行为控制也对回收意愿有着正向影响。如今蓬勃发展的线上回收平台和随处可见的回收装置在一定程度上也方便了消费者的回收行为，这极大提高了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的积极性。

其次，激励措施和便利程度均对消费者的快递包装回收意愿显著正相关，路径系数分别为0.235和0.344。在结果中可以进一步看到，相比激励措施，便利程度的影响作用更强，线下快递回收站点与居民区的距离和难易程度将极大影响消费者的回收意愿。与此同时，大部分消费者进行快递包装行为是出于奖励措施。

4.2 相关政策建议

4.2.1 普及推广快递包装回收知识，加强绿色回收宣传引导

鉴于居民的快递包装回收知识掌握较少，政府和环境机构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居民的回收知识。居民社区可以举办快递包装回收的培训课程，以提高居民的回收意识。同时还可以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各种传播渠道，宣传包装回收知识，让居民了解包装回收的价值和不进行回收的负面影响。对包装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回收的积极结果有了更多了解，居民就会增强对快递包装行为的感知，更有可能对包装回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进而引发居民对快递包装回收的意愿。

4.2.2 建立便利快递包装回收渠道，优化回收设施建设布局

根据功能和用途的不同，快递网点可分为提供快递退换货服务和处理破损快递包装回收的两种功能。快递公司和消费者之间提供了一项重要的退换货服务，以确保商品的安全和品质。通过对快递包裹进行分拣并分类，使不同类型的快递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在各快递网点、商超入口、人口密集的小区、智能快递柜旁等地点设置快递包装回收箱，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回收，同时简化回收设备的操作，以避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

4.2.3 制定落实快递包装回收政策，构建完善回收利用体系

对于快递包装回收工作这一复杂的工程，国家应该给予高度的支持和激励，以促进其顺利实施。在此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来促进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大对快递包装的管理，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以推动快递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要针对回收行为，制定法律，制定明确的惩罚机制和奖励措施，并调动全社会相互监督，将责任落实到相关学校、机构和社区以及个人。